我将按档案考证标准检索中英文一手文献与学术研究，先核何梅协定时间线、蒋档与日方档案，再核查“张蒋北平密会”各候选事件。继续检索档案数据库、学术论文与蒋张行踪史料，核对争议说法。接下来抓取学术论文、日方JACAR条目、蒋档与关键一手文献全文。# 考证报告：何梅协定与所谓“张蒋北平密会”
说明： 本报告依据中日美三方档案、当时外交记录与两岸学术考证写成。凡涉及争议，一律标明确证 / 存疑 / 传闻。检索发现：用户所称“何梅协定签订”在形式上并不准确；所谓“张蒋北平密会”并非学界通行事件名，若指1935年5–7月何梅交涉前后蒋、张在北平密会，则与两人行踪物理上不可能。
任务A 何梅协定：背景、交涉、内容、蒋的决策与性质争议
一、背景与事实
1. 河北事件始末（1935年5月）
1935年春，日本中国驻屯军（驻天津，司令官梅津美治郎，参谋长酒井隆）与关东军正推进“华北分离”：要把中央军、东北军系（于学忠）和国民党党部逐出河北。借口是两件几乎同时被炒作的事。
（1）胡恩溥、白逾桓被暗杀（胡白事件）
- 1935年5月2日晚约23时，天津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，《国权报》社长胡恩溥中四枪，送盐谷医院后身亡。
- 5月3日凌晨约4时，日租界须磨街（或义德里）22号，《振报》社长兼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中三枪身亡。
- 两人长期领取日方津贴，宣传“泛亚细亚”、亲日亲满。
- 日方当时指为国民党蓝衣社、宪兵第三团所为，并点名蒋孝先、杨虎等。
- 事后日方内部说法： 秦郁彦《日中战争史》据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回忆，白逾桓被刺实出酒井隆嗾使，由日租界青帮下手，以便制造口实。何应钦后来亦称“幕后主使人即是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”。此案至今无中方法庭级确证，但“日方自导自演”在战后日方回忆与中方官方叙述中高度一致，可信度：较高（日方自白+情境吻合），仍非铁证。
（2）孙永勤部被歼（孙永勤事件）
- 孙永勤（热河兴隆人）率民众抗日救国军，长期在热南袭扰日伪。1935年春被迫越过长城进入《塘沽协定》战区（遵化一带）。
- 5月，关东军与战区保安队“协剿”。约5月24日孙永勤在遵化茅山/毛山沟一带战死，余部溃散。
- 日方随即指遵化县长何孝怡接济、指路，违反《塘沽协定》，并株连河北省主席于学忠。
- 5月20日，日本驻平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书面通知，声称将派兵进入遵化。何于5月26日电蒋报告（见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》绪编（一））。
两案被日方合称“河北事件”（日方亦称“五月事件”）。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6月10日文件已称之为“华北事变”。蒋介石日记/《爱记》亦用“华北事变”。
2. 日方交涉时间线与内容（1935年5月29日—7月9日）
| 日期 | 事实 | 判定 |
|---|
| 5月26日起 | 日机在北平、张家口示威；27日日军在天津河北省政府、市党部门前武装游行 | 确证 |
| 5月29日 | 酒井隆、高桥坦先后至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北平军分会，见何应钦（及黄郛方面），口头提出罢免于学忠、撤宪兵第三团、政训处、党部、蓝衣社、中央军第二师/第二十五师等；威胁可将平津并入停战区 | 确证（中、日、美三方记录一致） |
| 5月30–31日 | 日军在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、巷战演习；蒋电于学忠三五日内必须迁保 | 确证 |
| 5月31日 | 河北省府仓促迁保定 | 确证 |
| 6月1日 | 梅津自满洲返回天津；蒋电汪、黄、何：可“自动采用”，但须留余地，逾限则准备“最后之决心” | 确证 |
| 6月3日 | 于学忠离津赴保定；张学良自汉口飞成都见蒋，商第五十一军他调 | 确证 |
| 6月4日 | 何应钦口头答复酒井、高桥：胡白案发生在日租界，已饬协缉；孙部已剿灭，接济之说饬查 | 确证 |
| 6月6日 | 国民政府调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，张厚琬代冀主席，商震代天津市长/警备司令 | 确证 |
| 6月6日 | 梅津、酒井、矶谷廉介、高桥、仪我诚也在津开会，决定压迫中央军离冀 | 确证（何应钦6月8日电蒋） |
| 6月7–9日 | 酒井、高桥再提四项最后要求，限6月12日正午答复 | 确证 |
| 6月9日 | 蒋自成都电何：中央军南移“决难接受”，“应一面暗中布置固守……一面多方设法打消”；同日汪精卫主持中央紧急会议，主张四点“均宜由我方自动先办” | 确证（蒋汪分歧） |
| 6月10日 | 国防会议/中政会按汪案通过。何应钦下午口头告高桥：党部已下令结束；五十一军11日起火车输往河南，约25日运毕；第二师、第二十五师已决定他调，约一个月运毕；国府已重申禁止排外排日。高桥表示满意 | 确证。此日为日方所谓“协定成立日” |
| 6月11日 | 高桥送自拟日文“觉书”，要何照缮盖章送回，并加入三项附带事项 | 确证。何拒签，退还 |
| 6月13日 | 何应钦凌晨离平赴南京。高桥同日再提“备忘录”，要高桥与鲍文樾对签，再被拒 | 确证（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逊6月13日电） |
| 6月21日 | 高桥交代拟“通知稿”，要求书面承诺含附带条款 | 确证 |
| 6月21、26日 | 蒋严令：不可有任何书面承诺 | 确证 |
| 7月1日 | 高桥第三次代拟通知稿，删“附带事项”字样 | 确证 |
| 7月6日 | 何应钦经汪精卫同意，电鲍文樾以便函打字送梅津 | 确证 |
| 7月8日 | 蒋电何“此信如未发出，务请从缓” | 确证。但函已在途 |
| 7月9日 | 鲍文樾经高桥将打字便函（盖何印）交天津军；高桥称“河北事件告一段落” | 确证 |
重要校正： 梅津本人并未与何应钦对坐签约。交涉主角是酒井隆、高桥坦。梅津是驻屯军司令官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（英文维基此点有误）。何、梅二人始终没有共同签署一纸条约。
3. 6月9日“觉书”与7月6日复函
（1）高桥/梅津“觉书”（6月11日正式文本；日方常署6月9日）要点
中文通行文本（与日文条目、何应钦拒签的高桥觉书一致）如下。维基文库文本第（八）条只写第二十五师，但6月9日口头要求、何6月10日口头答复、日文觉书及中方“口头交涉全卷”均含黄杰第二师与关麟征第二十五师；凤凰网据军分会抄件的觉书亦作“第二师、第二十五师”。应以口头交涉及日文觉书为准。
甲、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：
- 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；
- 蒋孝先、丁昌、曾扩情、何一飞之罢免；
- 宪兵第三团之撤去；
- 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；
- 所谓蓝衣社、复兴社等有害中日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，并不容许其存在；
- 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，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；
- 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；
- 第二师、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，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；
- 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。
乙、附带事项：
- 约定事项须在期限内实行；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，勿使重新进入；
- 任命省市职员时，希望容纳日方希望，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；
- 关于实施，日方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。
（2）何应钦各次应对
- 5月29日–6月9日：口头周旋，权限内先办蒋孝先等免职、解散政训处特务处及二十五师学生班，同时连电蒋、汪。
- 6月10日：按南京会议，口头承诺酒井最后四点，并立即执行。
- 6月11–13日：拒签觉书/备忘录，强调“中国已自动办理，无需书面”。
- 6月13日后人在南京，由鲍文樾在北平拖延。
- 7月6日：在汪精卫同意下发出普通信函。发出前未得蒋介石核准；蒋7月8日“从缓”电已赶不上。
（3）7月6日复函全文要点
通行文本：
迳启者：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，均承诺之，并自主的期其遂行。特此通知。
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
何应钦
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
打字机印成，加盖何应钦印章。7月7日寄平，8日交高桥，9日转天津军。与日方7月1日代拟稿相比，删“期望”一类用语，承诺对象故意写成“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”，避开“高桥觉书”和附带三项。
4. 协定内容清单（逐条：日方要求 / 中方实行）
| 条 | 要求 | 实行情况 | 判定 |
|---|
| 1 | 罢免于学忠、张廷谔一派 | 6月6日于学忠调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；张廷谔去天津市市长，商震暂代 | 确证已实行 |
| 2 | 罢免蒋孝先、丁昌、曾扩情、何一飞 | 6月初何应钦权限内免职 | 确证 |
| 3 | 撤宪兵第三团 | 调出北平 | 确证 |
| 4 | 解散军分会政训处、北平军事杂志社 | 6月7日政训处结束 | 确证 |
| 5 | 取缔蓝衣社、复兴社等 | 中方始终否认有“蓝衣社”；实际复兴社华北组织收缩/撤离 | 名目有争，效果落实 |
| 6 | 河北省内党部撤退；励志社北平支部撤废 | 6月7–10日省市党部停工/迁保/取消 | 确证 |
| 7 | 第五十一军（东北军于学忠部）出河北省 | 6月11日起火车输往豫陕，约25日运毕 | 确证 |
| 8 | 中央军第二师（黄杰）、第二十五师（关麟征）出河北省；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解散 | 6月10日何口头承诺一个月内运毕，随后南调 | 确证 |
| 9 | 禁止全国排外排日 | 6月10日国民政府发《敦睦邦交令》 | 确证 |
| 附1 | 约定期限内实行；不良人员机关不得再入 | 中方不承认书面；日方事后据此阻何应钦12月再驻北平 | 有实无名 |
| 附2 | 省市人事须容纳日方希望 | 蒋明确拒书面承认；其后冀察人事事实上受日方压力 | 部分落实 |
| 附3 | 日方监视纠察 | 中方拒签；日机后来仍以“协定”为由飞北平示威 | 日方片面主张 |
关于“平津市长”： 觉书明文是天津市市长张廷谔，不是北平市长。当时北平市长为袁良，其去职主要在随后华北自治运动中，不宜直接算作何梅条款正文。用户将“平津市长”并列，与史料略有出入。
5. 蒋介石的态度与决策（1935年5–7月）
行踪（物理事实，排除蒋本人在北平）：
- 3月2日：自汉口飞重庆督剿。
- 4–5月上旬：贵阳、昆明之间。5月1日张学良飞贵阳见蒋。5月10日蒋飞昆明。
- 5月26日：自重庆飞成都（宋美龄、端纳同行）。此后至7月下旬主要在成都；7月25日起游峨眉、住新开寺。
- 5月28日蒋致孔祥熙电已写明：“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……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。”
故何梅交涉全程，蒋坐镇西南“追剿”红军并整顿川政，未到北平。日方天津会议亦骂蒋“回避四川山中，匿不负责”。
密电/指示（日期、内容、出处）：
- 5月27日后复何应钦：河北“已非省府迁保所能了事”，“苦心支持尽力缓和为幸”。出处：秦孝仪主编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（一），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，第670页相关何电及蒋复。
- 5月29日电于学忠：三五日内必须迁保，天津文武由中央另派。出处：《事略稿本》第31册。
- 5月30日复黄郛：三事作为地方事件，中央何以知情；先喻之以理，派员调查。出处：《重要史料初编》绪编（一），第673页。
- 5月31日致张学良：日军以河北为“兄之外府”而非驱于不可；于须自动迁保，天津警备请中央另派。出处：《事略稿本》（31），第176–178页。
- 6月1日致汪、黄、何：对日方“参考”事项可准备“自动采用”；若要求无餍，“我方亦不能不有万一之防备与作最后之决心”。出处：《重要史料初编》绪编（一），第675–676页。
- 6月3日致张学良：请保荐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。出处：同上，第676页。同日张学良抵成都见蒋。蒋在《困勉记》评张“幼稚，不识环境，与谈华北倭事，反令人闷闷”。
- 6月4日致何应钦：于部决向河南与陕西移动；商震任津警备，张学良无成见。出处：《事略稿本》（31），第240页。
- 6月9日“泰未电”致何：部队南移“此时切勿可行”，“否则非特不能缓和，且适中其计”；“中央军南移问题，决难接受……其余各节，准可速办”。出处：刘维开等据军分会文电及《重要史料初编》所引；张皓、朴泓燕文亦据《事略稿本》（31）。
- 6月9日“泰申电”致汪：中央军南移等于放弃平津/华北。但10日南京会议仍按汪案通过撤军。
- 6月21日致何：“冀于既去，察宋又撤；党部取消，军队南移，华北实已等于灭亡。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……对方如再有要求书面答复之妄举，更应坚决拒绝。”出处：《事略稿本》（31），第451页。
- 三项限度（何应钦长编所载蒋示）：（一）事实上可不得已退却，但决不可以中枢或代表中枢者名义有任何书面承诺；（二）损及根本立场则任何威胁不能退让；（三）逾限即勿辞最后牺牲，限下则始终忍耐。出处：《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》上，第435–436页。
- 7月6日何电蒋：已决以普通信送达梅津。出处：《重要史料初编》绪编（一），第692页。
- 7月8日申时蒋复何：“此信如未发出，务请从缓，即使要发，亦应有字句之改正。”出处：同上，第693页。
- 7月9日何复：函已交高桥，日方称告一段落。蒋在《困勉记》痛责“京方不察，一意顺从”。
国史馆《蒋中正总统文物》002全宗中，上述往来多已收入《事略稿本》第31册（1935年5–7月，高素兰编注，2008）及《重要史料初编》绪编（一）。002原件档号在公开论文中较完整列出的多为1935年10–12月华北自治阶段（如蒋档00208010300023001等），5–7月何梅往来目前最便于核对的是已刊本，而非逐件网上影像。
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在本案中的体现：
蒋明确把四川“剿共”与统一西南置于对日摊牌之前。5月28日致孔祥熙电、6月间须磨观察到蒋“对四川共祸深感棘手，并埋怨日本军部在此危急之时瞄准行动”，以及蒋指示何“此时之委曲忍让，决非苟求倖全，盖未至最后牺牲之时期”，都是同一逻辑：先稳住西南根据地，对华北“自动撤退以免借口”，换取时间。黄自进《中日华北攻防：蒋介石“安内攘外”政策的再评价（1932–1937）》（中研院，2025）把何梅协定放在热河—长城—塘沽—何梅—卢沟桥序列中，认为蒋的退让有底线：不放弃对华北地方当局外交权的最终控制，也不允许停战区扩至平津。
追认与后续表态：
- 7月函件：蒋先怒后默许——因附带事项已删、平津未划入停战区。
- 1935年12月：何应钦公开否认有“协定”。
- 1936年1月：蒋对中学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，称“绝对没有这个‘何梅协定’”，“所谓‘何梅协定’，实系有意造作之词”（杨奎松等转引的蒋公开谈话；日方并不理会）。
- 1977年：何应钦透过国防部史政局发函台湾史政机构，再次澄清“并无何梅协定”。
- 实际履行：中央军、党部、于学忠部均已撤出；12月何欲以“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”再入北平，遭日方以“协定”为由反对，最终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。故蒋否认的是法律形式，无法否认“自主实行”的事实。
6. 性质争议：是不是“正式协定”？
形式： 不是《塘沽协定》那样双方签字的停战协定，而是：
- 5月29日–6月10日的口头要求与口头承诺+立即履行；
- 6月11日中方拒签的单方面觉书；
- 7月6日何应钦单方便函（“类似条约的文件”/单方行为）。
日方先称“华北协定”，后固定为“梅津・何応欽協定”。中方称“便函”“通知”，长期否认“协定”一词。
中方官方： 自1935年12月起持续否认。何应钦认为自己未在觉书上签字，便函只是通知“自主实行”。1977年仍正式澄清。
日方档案与战后说法：
- JACAR外务省记录将5–7月交涉径称为“梅津、何応欽協定”，并收录参谋本部说明（如 B02030474800 等华北问题卷）。术语页将成立日定为6月10日口头受诺，7月6日书面通知由鲍文樾转交。见：JACAR术语“梅津・何応欽協定”
-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，梅津称这是“君子协定”，并未形诸文字。
- 当时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病危时承认：所谓何梅协定是日方故意宣传，造成“真有其事”的印象。
- 内田尚孝《华北事变的研究》（汲古书院，2006）：指出10月以后日方才把本为“申合”的东西强行说成“协定”，“梅津・何応欽協定”这一名称本身就是日方事后固定的。
学界：
- 刘维开《何梅协定探讨》（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》第12期，1984）及《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》：精细还原口头四项、拒签觉书、便函文字游戏；认为法律形式不完备，但6月10日承诺并履行后，实质上已有一时之约束。
- 谢国兴、熊宗仁、邵云瑞：熊宗仁《“何梅协定”之辨析》（《抗日战争研究》1992年第3期）指出教科书“正式签订”不科学；本质让步成立，手续不是条约。
- 杨奎松：未专文考证文本，但在七七事变决策研究中把何梅视为中央军退出河北的既成事实，并指出1937年蒋欲借卢沟桥把中央军重新开回河北，正因对何梅后果不满。
- 黄自进：编《蒋中正总统五记》，并以《中日华北攻防》系统重评“安内攘外”；强调蒋在何梅阶段“隐忍”是为换取川黔根据地，卢沟桥时不再退让的原因之一，正是中央军已无法按何梅精神被关在河北之外。
- 张皓、朴泓燕《从胡白事件到〈何梅协定〉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》（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18年第2期）：目前对蒋何往返电最完整的一篇，结论为：蒋要“自动实行”但“不能给予任何书面承诺”；何、汪在删附带事项后擅自发函；蒋事后默许。
- 1936年外交部参考的公法学家谭绍华意见：便函“似已构成承诺”，中方只能对“酒井所提各事项”作严格解释，并强调“自主的”意味着将来可不受束缚。
结论性判断（任务A）：
何梅协定不是具备批准、换文、共同签署的正式国际条约；是在武力威胁下，由口头承诺+立即履行+一封单方便函构成的有实无名的城下之盟。中方否认“协定”在法理斗争上有意义，但不能否定河北党政军被清出这一历史事实。
二、文献证据清单（任务A）
- 秦孝仪主编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绪编（一）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，1981年，约第669–693页。
出处：党史会刊本。内容：何应钦5月26、27日电，黄郛5月30日电，蒋6月1、3、21日及7月8日指示，何7月6、9日电，复函文本。
可信度：高（官方选刊，有删略可能，但电文本身为一手）。
相关介绍见何应钦条目转引：zh.wikipedia.org/wiki/何應欽
- 高素兰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·事略稿本》第31册（1935年5–7月），台北国史馆，2008年。
档源：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（俗称大溪档案，002全宗）。内容：蒋5–7月日程、致孔祥熙5月28日电、致张学良5月31日/6月3日电、6月9日反对中央军南移、6月21日拒书面、日记式评语。
可信度：高（据函电与日记节抄，非蒋亲笔原稿，但可与日记互核）。
- 黄自进、潘光哲编《蒋中正总统五记·困勉记》《省克记》《爱记》，台北国史馆，2011年。
内容：6月1日“未到最后关头，当忍耐之”；评张学良“幼稚”；7月闻何发函后的痛责；昭和对蒋作宾表示“华北事变实对不住”。
可信度：高（蒋侧记录）。
- 吕芳上主编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》第4册，国史馆等，2014年，约第610–644页。
内容：逐日系何梅交涉与蒋的指示。可信度：高。
- 《何应钦有关“何梅协定”电文四件》，《民国档案》1988年第2期，四川省档案馆。
内容：何6月4日口头答复稿等。可信度：高。
- 《北平军分会三年》，台北黎明文化，1984年（何应钦九五寿诞丛书）。
内容：军分会视角的交涉日志，强调拒签、便函性质。可信度：中高（当事人自辩，细节丰富，须与日方、蒋档对读）。
- 《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》上，黎明文化，1984年，第435–436页。
内容：蒋“三项限度”。可信度：中高。
- 维基文库《何梅协定》（觉书+复函）：zh.wikisource.org/wiki/何梅协定
注意第（八）条漏第二师，须用日文觉书/口头记录校正。可信度：中（通行文本，非原件影像）。
- 美国国务院 FRUS 1935, Vol. III
- JACAR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）
- 日本外务省《日本外交文书》昭和期II第一部第四卷上，2006年，第320、360、364页。
内容：胡白案、协定文书提出日期（日方记7月7日）。可信度：高。
- 内田尚孝《华北事变的研究》，汲古书院，2006年。松崎昭一「再考『梅津・何応欽協定』」，载军事史学会《日中战争的诸相》，锦正社，1997年。
可信度：高（日文学界专题）。日文综述：ja.wikipedia.org/wiki/梅津・何応欽協定
- 刘维开《何梅协定探讨》，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》第12期，1984年。
可信度：高（中文学界奠基之作）。其考证亦为凤凰网《重读抗战》所据：news.ifeng.com/history/.../hmxdzdbczdm
- 张皓、朴泓燕《从胡白事件到〈何梅协定〉》，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18年第2期，第107–124页。
可信度：高（密集引用蒋档、何电、JACAR）。
- 黄自进《中日华北攻防：蒋介石“安内攘外”政策的再评价（1932–1937）》，中研院，2025年。介绍：sinica.edu.tw 新书
- 秦郁彦《日中战争史》，原书房，1979年，第18页（石井嘉穗回忆酒井策划刺白）。可信度：中高（回忆，但出自日方当事人）。
- 当时报刊： 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《中央日报》1935年5月底–7月对河北事件、中央军南移、敦睦邦交令有公开报道，但协定文本当时保密，至秋冬才在舆论中以“何梅协定”流传（西安《解放日报》1935年12月19日曾刊所谓全文）。可信度：新闻为中，密约细节须靠档案。
- 何应钦晚年回忆/谈话（如《七七抗战的历史评价》，《近代中国》第2期，1977年）：坚持无协定、只有隐忍。可信度：中（当事人，洗责动机强）。
三、结论（任务A）
河北事件是驻屯军（酒井、高桥）在梅津默许下，用胡白案与孙永勤案逼南京把中央势力清出河北。交涉自1935年5月29日始，6月10日何应钦按汪精卫主导的南京会议口头全盘应允并立刻执行；6月11日起中方拒绝在觉书上签字；7月6日何应钦在汪同意、蒋尚未核准的情况下发出一封承诺“酒井所提各事项”的便函。蒋介石当时在成都，方针是：内容上自动实行，形式上不留书面；中央军南移他本反对，但挡不住南京决议。 所谓“何梅协定”因此是“无名有实”：不是正式条约，却是国民政府确实履行了的城下承诺。蒋后来的否认，是为阻止日方把“精神”扩及华北各省，并不改变1935年夏河北已被掏空这一事实。
任务B 考证“张蒋北平密会”
一、背景与事实
先给判定： 中国近代史论著、蒋档、张学良年谱、国史馆《事略稿本》中，不存在一条可被档案坐实、名为“张蒋北平密会”的标准史事。蒋与张多次会面，但没有一次被确证为1930年代在北平（北京）举行的秘密会谈。若用户听到的是“何梅协定前后两人在北平密谋对日妥协”，则与1935年春夏行踪直接矛盾，应视为误传。
1. 是否存在蒋、张在北平的秘密会面？
检索蒋日记/事略稿本、张学良年谱、何柱国等回忆、中英文二次文献后：
- 确证的蒋张会面，地点多为南京、汉口/武昌、石家庄（1930年中原大战后相关接触）、保定（1933年3月）、南昌、庐山、贵阳、成都（1935年4–6月、10月）、西安（1935年10月及1936年）。
- 张学良1930年底入关后长期驻北平（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），但蒋介石本人1931–1933年极少长驻北平；1933年3月热河溃败后蒋北上，停的是保定，不是北平城里的密谈。
- 张学良晚年口述（唐德刚等）从未讲述一次“北平密会”作为独立事件。
因此：“蒋张曾在北平密会”作为特称事件——不成立（传闻）。两人有过多次密谈，但地点不在北平，或虽在华北也不是北平。
2. 候选事件对照
（1）1931年9月12日石家庄专车会晤
- 说法来源： 何柱国《九一八事变前后》（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76辑）及《忆张学良将军》：称9月11日张在北平接蒋密电，12日蒋专车自汉口、张专车自北平在石家庄并车，蒋当面令“日军动手一律不准抵抗”。何自称负责车站外围警戒。
- 档案对质：
- 《事略稿本》：9月12日蒋全天在南京——上午批阅会客，与夫人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；下午6时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复电来见。
- 《吴忠信日记》同日：在陵园见蒋。
- 《蒋作宾日记》9月12日：晚6时在北平与副司令（张学良）接洽。
- 蒋8月28日至武汉视灾，9月2日已返京，12日不可能有“自汉口开来的专车”。汉口–石家庄当时车程十余小时，也无法嵌入蒋南京上午野餐、下午见客的日程。
- 学者： 刘维开、曾景忠、胡志伟、李永中等均考为不实。张学良晚年被问及此事，无明显记忆；他并否认随身藏蒋“不抵抗电”。
- 与“北平密会”关系： 地点是石家庄车厢，不是北平。且事件本身存疑至接近否定。不能作为蒋在北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。
（2）1931年9月下旬蒋电邀张赴南京面商外交
- 九一八后蒋于9月21日返南京，主张申诉国联。张学良19日晨将荣臻电转南京，称“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抵抗”。
- 9月23日，张派万福麟、鲍文樾偕张继、李石曾飞南京见蒋，张本人留北平坐镇。
- 张是否稍后亲赴南京：有记载11月蒋、张在南京商议（宁粤和谈期间），但那是公开高层会商，不是北平密会。
- 判定： 张在事变后数日未成行南京；不存在“应邀即赴南京”的即时密会，更与北平无关。确证（派代表），否定（张本人立即成行）。
（3）1933年3月保定会面
- 热河3月4日失承德，舆论抨击张、蒋。蒋3月6日自汉口北上，7日郑州，8日石家庄，9日到保定；3月25日乘机离开。
- 3月6–11日间蒋张在保定行辕/专车会谈。蒋以“惊涛骇浪中须先下去一人”逼张辞职；张3月11日通电下野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。张4月出国。
- 《大公报》当时即评论“保定车中一席谈”。
- 判定：确证。 这是华北问题上最重要的一次蒋张面谈，但地点是保定，不是北平。最容易被口耳相传误成“北平密会”。
（4）1935年10月西安（及成都）会面
- 9月13日张自武汉飞西安。10月2日国民政府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，蒋兼总司令，张副司令。
- 10月5日张飞成都见蒋；10月22日蒋自南京飞西安。这些是布置陕甘剿共，不是对日“何梅”密谋。
- 判定：确证，地点西安/成都，与北平无关。
（5）其他可能（1935年何梅期间的真实蒋张接触）
何梅交涉期间两人确实见面，但不在北平：
| 日期 | 地点 | 内容 | 判定 |
|---|
| 1935年2月21日 | 汉口 | 蒋见张、何成濬、张群，询剿共 | 确证 |
| 2月25日 | 汉口 | 于学忠、王树常、万福麟见蒋，商河北省府迁移及整编（张在场相关） | 确证 |
| 4月14–17日 | 贵阳 | 张自重庆飞黔见蒋，17日回汉 | 确证 |
| 5月1日 | 贵阳 | 张偕端纳飞黔，报告在开封、西安检阅驻军 | 确证 |
| 6月3日 | 成都 | 张自汉口抵成都见蒋，决定第五十一军向豫陕移动 | 确证，且直接关系何梅撤军 |
| 7月22–31日 | 西安/武昌 | 张奉蒋命视察战况后返武昌 | 确证 |
6月3日成都会面时，张反对以外人意见撤于学忠，称“此例一开，国将不国”；蒋不听，并在日记中责张幼稚。这是何梅阶段蒋张唯一可坐实的密谈，在成都。
张学良当时职务是武昌行营主任，常驻汉口，不在北平。北平军分会已由何应钦代理。把“于学忠=张学良外府”的日方话术，理解成蒋张在北平碰头，是时空错位。
（6）1930年及其他
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入关，与蒋的关键会晤在沈阳（1930年9月巧电前后的信使）和南京（1930年11月张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）。1928年蒋进入北平是北伐收束，张在沈阳，无密会。这些都不是“北平密会”。
3. 若指1935年5–7月何梅前后：物理上是否可能？
不可能。
- 蒋介石：5月26日起在成都，7月下旬在峨眉，全程西南。5月28日自承“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”。日方6月6日天津会议骂他躲在四川。美国使馆、何应钦电、事略稿本日程无任何北上纪录。
- 张学良：武昌行营主任；5月1日在贵阳，6月3日在成都，不在北平主持对日交涉。对日折冲的中方是何应钦、汪精卫、黄郛。
- 当时飞机亦无法在不被《事略稿本》、中外记者和日方武官记录的情况下，让蒋秘密往返北平（成都–北平单程飞行在1935年已属大事，蒋每次飞黔、飞滇、飞蓉均有记载）。
该说法最可能的误传来源（按可能性排序）：
- 1933年3月保定会谈被说成“北平”（华北、军分会、逼张下野、何应钦接任，最易混淆）。
- 1935年6月3日成都会谈（何梅撤于学忠、五十一军）被安到“北平”。
- 何柱国所讲1931年石家庄专车被口语化成“北上密会/北平一带”。
- 张长期驻北平（至1933年）+蒋“不抵抗/安内”政策，在宣传话语里被合成“两人在北平密谋对日妥协”。
- 何梅交涉本身是何应钦在北平与酒井、高桥密谈，被误记为蒋、张。
4. 学界与档案如何处理“北平密会”
- 没有发现以“张蒋北平密会”为题的专题考证，因为这不是档案里的事件名。
- 学者下过功夫的是相邻传说：
- 石家庄会晤：刘维开、曾景忠等否定；
- 保定会谈：年谱、大公报、当事人口述肯定；
- 铣电（1931年8月16日蒋致张“不抵抗”）：张晚年否认，原文未见，存疑。
- 何梅专题（刘维开、张皓、内田尚孝、黄自进）讨论的中方决策圈是蒋（成都）—汪（南京）—何（北平），张学良只作为于学忠/五十一军的后台被咨询，且6月3日是被召到成都，不是蒋去北平。
二、文献证据清单（任务B）
- 何柱国《九一八事变前后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76辑。石家庄专车说的原始出处。可信度：低–中（孤证回忆，与日程冲突）。数据库摘录：sxlib.org.cn 西安事变数据库
- 《蒋中正总统档案·事略稿本》1931年9月12日条：蒋在南京天保城野餐、见吴忠信。可信度：高。维基“九一八事变”条已引：zh.wikipedia.org/wiki/九一八事變
- 《吴忠信日记》1931年9月12日（台北党史馆影印）；《蒋作宾日记》同日（张在北平见蒋作宾）。二人日程卡死石家庄说。可信度：高。
- 刘维开对石家庄会晤与铣电的考订（曾景忠《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？》转引）：news.cntv.cn 2012-09-16。可信度：高。
- 《张学良年谱》/西安事变数据库年表：1935年4月14日贵阳、5月1日贵阳、6月3日成都、9月13日西安、10月5日成都、10月22日蒋到西安。sxlib.org.cn。可信度：高。
- 《中华民国大事记》/维基“1935年中国”（据李新等）：蒋3月2日飞渝，5月26日飞成都；张4月14日、5月1日飞黔。zh.wikipedia.org/wiki/1935年中国
- 毕万闻主编《张学良文集》第2册，第886页：1935年6月初复蒋电，反对按日方意撤于学忠。可信度：高。
- 《事略稿本》第31册第176–178、239–240页：蒋5月31日、6月3–4日与张、何商于学忠、商震、五十一军。可信度：高。
- 1933年保定会谈： 蒋行程3月6–25日见西安事变维基“国民政府之動向”；张下野通电3月11日；《大公报》评论“保定车中一席谈”。可信度：高。
- 张皓、朴泓燕文（2018）：明确“蒋介石来往于西南三省……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”，并引日方“蒋回避四川山中”。可直接排除1935年北平密会。
三、结论（任务B）
| 说法 | 判定 |
|---|
| 存在一次被档案记录的“张蒋北平密会” | 不成立（传闻） |
| 1931年9月12日石家庄专车会晤 | 存疑，近于否定（日程矛盾） |
| 1931年9月下旬张应蒋邀立即赴南京 | 未成行（派万福麟、鲍文樾） |
| 1933年3月保定会谈 | 确证（最易被误称为北平） |
| 1935年10月西安/成都布置西北剿共 | 确证，与何梅无直接文本关系 |
| 1935年5–7月何梅前后蒋张在北平密会 | 否定（蒋在成都，张在武昌/成都） |
| 何梅阶段真实的蒋张面谈 | 1935年6月3日成都，谈于学忠与五十一军南移 |
用户前提若把何梅协定想象成蒋、张在北平共同密谋的产物，与史实不符。何梅决策链是：成都的蒋介石 + 南京的汪精卫 + 北平的何应钦；张学良是被要求让出河北的东北军后台，本人在武昌/成都，且对撤于学忠持异议。把“北平密会”安到此案上，多半是保定1933、成都1935、石家庄传说与何应钦北平交涉四件事的叠加误传。
总按： 何梅协定“有实无名”，张蒋北平密会“有名无实”。前者是可以用中日美三方文件逐日复原的外交–军事屈服；后者不是一个经得起档号与行程检验的历史事件。